腐化大帝国攻略最新版_腐化大帝国攻略最新

1.谁知道西罗马如何灭亡(请详细说明)

2.朱元璋是怎样惩治贪污？

3.我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变迁（时间）,每个朝代写出一个代表人物及代表。

4.从秦朝到清朝 中央集权如何一步步加强

5.斯巴达和希腊联军和波斯的战争最后谁赢了？

6.中国历代的兴衰、灭亡原因

1、秦始皇不仅修建豪华宫殿供他享受，而且还为其死后准备了同样富丽堂皇的陵墓，由此便有了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宏伟工程骊山墓。

2、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便纵情享乐，贪恋酒色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姿其所好。

3、当其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时，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顺其自然的做了这么件让人胆寒又具有争议的焚书坑儒。

4、秦始皇为了不死之药，可谓费尽心思劳财伤民，可最终也未能如愿，秦始皇还是病死在巡游的路上。

扩展资料：

秦朝的徭役非常繁重，法律规定，男子17岁就需到官府登记，从此开始服徭役，直到60岁才能免除。修建长城、阿房宫、皇陵一系列劳财伤民的大工程。

史记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

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在最后，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造成之后全部被活埋。有猜想是为了让后人不被挖到自己的陵墓，多么悲惨的一幕啊，可见秦始皇有多么的残忍。

而这只是其中之一，在秦始皇逐一打败六国期间每一次占领一个，就在咸阳建立一个该国的宫殿。长城的建立有个形容词来说是用百姓的血肉铸成的。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秦始皇用了三百万人建立长城、阿房宫、骊山墓，长城用了五十万，阿房宫和骊山墓用了一百五十万，蒙恬大军三十万，其他凿水渠五十万，占了全国人口的15%。

在凿水渠的时候因为差点累死十万人，秦始皇差点把当时的水利专家斩了，而修建自己的陵墓却用了七十万人之巨，很多人据此把秦始皇描述成了一个只图自己享乐，不顾人民痛苦的恶魔。

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一直提倡“重罚少赏”，到了秦始皇手里成了“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在统一六国之后，全国的百姓匍匐在他的脚下的时候，恐怖的刑罚制造一种“黑色恐惧”。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有意制造恐惧，视民为草芥，用法律作为皮鞭和屠刀，满足他永无止尽的丑恶的私欲，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

参考资料：

谁知道西罗马如何灭亡(请详细说明)

在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建立中央集权后的十一年中，其施政特点是“急政”和残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和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北伐匈奴和南平百越的大规模战争，并大兴土木，大搞迷信活动，重赋敛，严刑罚，穷奢极欲，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一、大兴土木，耗费民财民力

（1）兴修楼台殿阁。秦始皇兼并六国之际，每破一诸侯国，就绘制其宫殿图形，然后在咸阳北部的山麓中进行仿建。其区域北至甘泉，南至渭水，东临黄河，西到汧水，东西八百里。其中所建的离宫别馆、楼台殿阁，数不胜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而且“殿屋复道（连通殿阁的天桥），周阁相属”，并把原六国宫中的美女万余人以及钟鼓乐器玩好充实其中，用来满足秦始皇的*逸腐化的生活。

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兴建“信宫渭南”，在渭水南所建的“信宫”又称咸阳宫，因位置居中，按天文星宿的中宫曰“天极”，因此又改称为“极庙”，通骊山，又建甘泉前殿，“筑甬道”（路两侧树高墙）至咸阳。

（2）兴修阿房宫。秦王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先王所留下的宫殿太小，同统一后的大帝国相比很不相称，因此决定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朝宫”。由于规模宏大，需要分期修建，首先建筑前殿，即阿房宫。其规模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容万人，殿前广阔，排列十二铜人，并可树五丈之旗。周围设阁道，由殿前可直达南山（终南山），山上建有宫阙；殿后有复道过渭水到咸阳宫。之所以如此设计，是用以象征“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即秦始皇由咸阳宫过渭水达阿房，如同天帝由所居之“天极”（北极星座）过汉（），到达“营室”（星座名）一样。秦始皇以此把自己比作人间的天帝。如此奢侈靡费的豪华，反映了秦始皇的穷奢极欲。

（3）修筑骊山墓。自秦始皇亲政，就开始为自己修建死后用以享受的宫殿骊山墓，一直到秦二世时才完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征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骊山”，使用了大量的劳动力。骊山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长。掘地穿三泉，然后灌入铜汁加固。墓中建有宫殿，设有百官席位，并藏有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墓室内还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机械使它流动；上具天文星宿。用人鱼膏作为墓室长久照明之用。为了防止盗墓，墓室内设有机关，自动射杀武器弩矢等。后来，当秦始皇沙丘之死运回咸阳下葬时，秦二世更为残暴地把后宫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作为陪葬，为防止工匠泄露墓中机关，他们均被关入墓内。这一惨绝人寰的决定，虽然是二世所为，但也是秦始皇生前的打算。这两项工程用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北方的石料，南方的木材几乎被用尽，所以后来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

二、寻神仙，求长生之药统一后的秦始皇，由于大权在握，企图享尽人间的欢乐，因此怕死而求长生。一反过去的英明而变为昏庸，大搞迷信活动。由于秦始皇怕死，而那些以鼓吹懂星占、通鬼神、能求仙药的方士则投其所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到达齐故地东海之滨，齐人徐市（又名徐福）上书说：

“在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上住仙人。”秦始皇听后，拿出巨万钱，派出数千童男童女随同入海求仙。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到碣石，又让方士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二仙人；又派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去寻神仙，求长生不老药。方士自知无从得仙药，因此卢生等又骗秦始皇以“微行”，然后可得仙药，演出了一场场自欺欺人的闹剧，耗费大量财力，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三、修驰道，控制全国秦统一全国，领土扩大，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供秦始皇巡行全国各地，在数年之中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到燕（河北、北京一带）、齐（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南至吴、楚（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路面宽五十步，顺路每三丈远植松树一棵。又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此外，对西南地区，在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为了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修筑，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是在连年不断调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中急速完成的。

四、重赋役，严刑罚战国时期至统一后的秦国，人口约为两千万。而秦始皇所征的徭役，按修阿房宫、骊山墓为七十万人，北筑长城五十万人，南戍五岭五十万人，再加上修驰道也不下几十万人，总数可估算为二百万人；在兵役方面，蒙恬所率大军三十万，尉屠睢所率大军五十万，再加上各郡的与戍边的军队也不会少于一百万。综合徭役和兵役的人数多至三百余万，这个数字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二十，而且都是丁壮劳动力。因此虽然经济政策是“上农”，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却因繁重的徭役、兵役而遭到破坏。在“力役三十倍于古”的情况下，生产上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因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甚至“男子披甲，丁女转输”。

更为严重的是戍边者十之五六不能生还，服徭役的人多数或死于途中或死于工程之中，造成了白骨累累的惨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秦始皇为维持他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以及满足他的奢望，要“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进行横征暴敛。当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被剥夺，以供其急政之需，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

在暴政统治下的人民，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各种反抗。因此出现了在秦王三十六年，当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时，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秦始皇知道后，由于抓不到作案者而把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杀光。为了反对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人民则“贺死而吊生”以示反抗，并流传民谣，说“渭水不清口赋起”，讽刺其横征暴敛；人民还控诉了修长城所带来的灾难，流传着“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的歌谣。人民在承担不了繁重徭役的情况下，还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甚至有人于公元前211年在华阴的平舒道拦截皇帝使者说：“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

阶级矛盾在逐渐激化。秦始皇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独任狱吏”“轻罪重判”造成“赭衣（穿的红褐色罪衣）塞路，囹圄（监狱）成市”的局面，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五、秦始皇五次巡行和沙丘之亡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对全国进行了五次巡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此宣赫皇帝的威严和功业，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1）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即统一后的第二年，开始了第一次巡行。由咸阳向西，经陇西地区到鸡头山（甘肃平凉西），然后返回咸阳。这次西巡，因为秦起家于西方，穆公时霸西戎，孝公时又曾移风易俗。如今天下一统，秦始皇要把“皇威”通过巡行而影响到西部地区，尤其使西部地区居住的各少数民族能安于臣服，以此来安定秦的后院。

（2）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进行第二次出巡，向东和东南巡行。

这些地区是原六国的地域。东行郡县一直到达齐地邹峰山（山东邹城南），登泰山举行“封禅”，并刻石碑，颂扬秦统一天下的功德。之后，从琅琊南行到彭城，听说象征权力的周鼎沉没于泗水之中，始皇斋戒祷祠，令一千人下水寻周鼎，结果一无所获。又南下渡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又浮江南行，至湘山祠，遇风浪不能渡江，以为是湘君神所阻，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演出了一场人神大战的闹剧，以显示他可以与神搏斗，用以神化自己的皇权。然后由南郡经武关回到咸阳。

（3）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进行第三次巡行，仍然向东。这说明东部地区在统一后并不稳固。当巡行到阳武博浪沙时，遭到了原韩国公子张良和力士的狙击，以铁椎误中其副车，狙击未遂而逃走。秦始皇为此下令天下大搜查十天。又继续东行，然后转向西北，经赵的故地，沿漳水，过上党郡回到咸阳。

（4）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进行第四次巡行。路经原韩、赵、魏、齐、燕等故地，东达碣石。一路看到各地仍保留着割据时期的城防和“以邻为壑”的堤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于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在巡行中下令拆除。到碣石后，在刻石著其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返回时，由碣石西向，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至上郡，一路考察了北方与匈奴接壤的边境，为北伐匈奴做了准备，然后回到咸阳，随即派蒙恬率军北伐匈奴。

（5）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进行第五次巡行，也是最后一次巡行。秦始皇由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其少子胡亥随同巡行，方向是向东南地区。由咸阳出武关至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到钱塘，在浙江改由狭中（浙江杭州富阳区）渡水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又从会稽北上，由江乘（江苏镇江北）渡江，经海路北上到琅琊，取道临淄西归。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得了重病，因秦始皇怕死，更忌讳说死字，因此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病情日益加重，最后只好安排后事，令中车府令赵高给在蒙恬军中的公子扶苏写信，叫他赶回咸阳参加葬礼。信还没有交给使者送出，于七月丙寅日死于沙丘平台（河北巨鹿东南），终年五十岁。赵高、李斯和胡亥趁秦始皇死于外地之机，篡改了秦始皇给公子扶苏的书信，发动了沙丘，扶持胡亥即位为“二世”。

朱元璋是怎样惩治贪污？

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众多且复杂，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几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西部地区的严重经济文化衰退和蛮族化，西部地区，即罗马帝国领土巴尔干半岛以西地区，罗马城所在地，是罗马的龙兴之地和政治中心，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有就有大量蛮族从北方南迁进入西罗马地区，到了公元4世纪末这些蛮族在西部地区已经扎根，出现了不同大小的割据势力，中央对其控制力低，于是罗马帝国一度从罗马迁都拜占庭和其他城市，导致西部和罗马城发展停滞，帝国对西部的控制力也越来越低。

二，贸易线路改变，条条大路不再通罗马

公元四世纪西部大量的贵族和商人巨贾迁往东部，罗马的元老院也越来越趋向于变成天主教会的傀儡，罗马统治者在罗马没有了话语权，自然就放弃了这个已经“沦陷”的地区，改而建设拜占庭，贸易中心也从罗马搬到了拜占庭和希腊，土耳其半岛地区。

三，基督教发展迅猛，帝国政治体制跟不上社会权利阶层转变的速度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镇压基督教转为臣服基督教的改变，教会的权利越来越大，超过了元老院，甚至皇帝，短时间内罗马也没有改变基督教革命前的一套以罗马皇帝和古罗马神教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落后导致了腐败无能，被教束缚。

三，强大的蛮族

匈人在帝国东北连年进攻，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不短敲击着大厦将倾的帝国西部，罗马帝国越发腐败，军事上过度依赖外籍雇佣军，政治上不想和匈人发生大战，这样龟缩的对外政策导致五世纪蛮族冲进了几乎毫不设防的罗马，毁灭了西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后来名义上还存在了几百年，都是以教封的入侵蛮族为皇帝，已经和古罗马毫无关系，元老院制度在中世纪也保留了下来，但逐渐没有话语权成为一个俱乐部。东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但后来也成为教会拥有较大权利的基督教国家，和欧洲其他君主国区别不大，古罗马文明从臣服于基督教后就开始名存实亡

我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变迁（时间）,每个朝代写出一个代表人物及代表。

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恐怕永远也难以体味“伴君如伴虎”的悲凉！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有《朱元璋重惩贪吏》一节，其中转引明人笔记《草木子》的内容，特别讲到明太祖朱元璋将剥皮作为惩办贪官的重要刑法之一。朱元璋为整肃吏治，杜绝贪污，鼓励平民百姓申诉揭发。凡查实贪污款额在白银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之后，仍要剥下其皮，填充干草，制成人皮草囊，挂在公堂之上，以起到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各个地方衙门的左侧，修筑一座庙宇，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作为剥取人皮的专门场所，号称“皮场庙”。

数百年之后，我们仍不难想见，当年在人皮革囊相伴下明朝官员的惊恐心境。贪污腐化固然十分可恶，但这种剥皮的惩治手段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大概是历代惩办贪吏的一个最极端的表现，这种过激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对贪吏的切齿痛恨与其本人的阅历分不开。

创立元朝的蒙古人武功之盛可谓超迈古今，他们横扫亚欧大陆，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元朝建立后，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武力的过分自信，蒙古族统治者忽视了征服与治理之间的天壤之别，“以马上得之，又以马上治之”，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根本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又不注意建立与健全相应的制度与机构，由此导致统治秩序的脆弱与紊乱。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后，政治危机时常将帝国推向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的境地。最突出的又最激烈的冲突便是皇位之争。蒙古族与色目大臣拥有兵权，公然参与皇位之争，互相屠戮，混战不休。据粗略统计，从忽必烈去世到元顺帝即位，在40年的时间里，有10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基。这种兵戎相见的皇族恶战，对元朝统治秩序及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皇位往往被称为“国本”，也就是保证封建王朝正常运转的轴心，对皇帝的忠诚与尽职尽责又是封建社会道德的基石。皇位缺乏稳定，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挥霍奢侈之风在元朝皇室及贵族中间盛行，其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讧和肆意妄为，从根本上决定了元朝官府的风气。元朝公开卖官鬻爵，按官位高下各有定价。这些上任的官吏自然将任职作为巧取豪夺的良机，货贿公行，“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公开索要，如下级参拜上司就需交拜见钱，无事白要为撒花钱，逢节则索要追节钱，庆贺生辰则要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连负责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进入衙门后，也根本不问政事与百姓疾苦，只是带着手下检称地方官员奉送的银两，而奉送的银两数量就直接决定着官员的宦途。官场如同市贩，政治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皇族、权贵及各级官吏的挥霍浪费及贪污腐化都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时有民谣云：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地方官吏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及上司的索要，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财，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在平民百姓看来，这些冠冕堂皇的官员同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样凶残。层层加码的盘剥与敲诈使亿万平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元朝残暴统治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身为万乘之尊的朱元璋已是苍颜皓首，但依然无法忘却童年悲惨的记忆，特撰《御制皇陵碑》文，真切地记录了他童年的遭遇，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献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中充满酸楚：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

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

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

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

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一家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依然无法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春，其故乡淮北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之后蝗虫又起，加之瘟疫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及长兄相继过世，孤苦伶仃的他找不到一块安葬亲人的墓地。幸得一位好心人慷慨相助。朱元璋才有一片荒地掩埋亲人，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草草了事。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年幼的朱元璋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万般无奈之下，他与仲兄洒泪而别，各自逃命。为讨得口粮，朱元璋经邻人介绍进入僧庙作杂役。可是时过不久，连寺庙僧众也逃荒而去。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得四处乞讨，尝尽了人生的悲苦与坎坷：

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曾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朱元璋在经历了这些刻骨铭心的苦难后，对那些只知贪污盘剥、丝毫不体恤百姓的官吏产生了切齿的仇恨。即位之后，朱元璋常常对左右侍臣讲到这一点。他说：从前我在民间，常常看到州县官吏个个贪财好色，日日驰逐饮酒为乐，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我心里十分痛恨。因此，朱元璋宣布：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习，不能振举。今后，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绝不宽恕。

当然，国君施刑应本之国法，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他很早就重视王朝法制的建设，曾强调“礼法为国家纲纪，礼法立则人心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在统一全国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各种法规的制订，并谕示群臣：“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目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朱元璋的这些观点是有着前车之鉴的。元朝官府滥施酷刑，并没有能够压制住平民反抗的狂潮，也无法挽回覆亡的命运。亲身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体会颇深。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并没有单纯推崇酷刑，而是主张用简明的法律条文治理天下。

然而，客观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明朝初年，尽管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贪残扰民，但各级官吏因循元朝遗习，贪墨之风泛起，作奸犯科之事频频出现，大有屡禁难止之势，人们形容当时的情景为“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这使朱元璋极为恼怒。刘辰《国初事迹》曾载：朱元璋于建国之初，编定刑律颁布于各级官衙，谕令遵行，岂料犯法者特别多。朱元璋曾愤愤地说：“我欲铲除天下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素以性格刚断、行事果敢的朱元璋绝对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延续。他公开扬言：“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贪官污吏的屠戮拉开了序幕。

明朝初年发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谋叛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叛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官吏大规模的镇压。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根据明代的财政制度，每年各个布政使司及下属府州县都要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交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在审核过程中，户部常常会发现双方账目不符之处，一旦如此，就要驳回原册，勒令该地计吏重新填报，盖上原衙门的印信，重新上交审批。可是，大多数地方与京师相距遥远，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百里。在当时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往返会耽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避免不必要的奔波之苦与时间浪费，各地计吏均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册页，预备遭户部驳回时，遵照户部数额，立即重新填报。这本来是衙门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没想到细心的朱元璋发现后，认为这是各级官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立刻勃然大怒：“吏员竟敢如此欺朕耶？户部主事容隐，各省自然胆大妄为。”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及各地布政衙门的主印长官，佐官杖一百，发配边地。“空印案”中涉嫌被处死者有数百人，受杖发配者达数千人，一时震动天下。

不过，与发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相比，“空印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朱元璋十分痛恨不时出现的贪污现象，他主观上判断朝廷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的六部，是天下官吏贪污的最主要源头，因此对六部官员备加提防。郭桓为当时的户部侍郎，1385年，有人揭发他与北平（今北京）官吏李或、赵金德等人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闻之大怒，下令锦衣卫拷讯涉嫌官吏，结果这些人供认：与他们勾结的还有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据记载，这些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为与十三布政使司盗卖入仓官粮，及接受浙西等府贿赂、卖放秋粮等。对于牵涉面如此广泛的重大案件，朱元璋的处理是十分果决的，六部中凡有官吏与此案有染者，“举部伏诛”，同时，十三布政使司中管理官粮的官吏也尽数斩杀，“系死者数万人”。

执法贵在公正严明，朱元璋提倡“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宗旨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就拿上述两大案件来讲，就颇有可议之处。当时已有朝臣提出异议。如宁海人郑士利就对“空印案”提出反驳。郑士利之兄郑士元是一位刚直而有才学的官员，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空印案”事发后，凡各布政使司内主印者皆死，佐官杖后戍边，郑士元也因此同坐入狱。当时朱元璋盛怒之下，诸位谏官都不敢劝解。郑士利因兄长涉案，惟恐被人指为公济私，故而直到郑士元戍边之后方才上书数千言，申辩“空印案”之冤枉。他在上书中讲道：“陛下追究‘空印案’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奸吏用空印纸为文欺骗百姓。但是，公文转移必须完印方可承认，将两个夹缝印拼合方才有效，即使得到一印一纸也无丝毫的用处。钱谷的数量必经多次核对，在省府核对无误之后，至户部才能最后确定。省府距离京师，远者六七千里，近者也有三四百里，如果在户部核定后，再回本省府加印，如此往返非数年不能完成，因此各府省先加盖印章，至户部再填写数字，这种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并非今日官吏所发明，何足深罪？”

郑士利还进一步强调：

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款之后，必先明示天下，而后触犯条律者，可明确其为明知故犯。但自我大明开国至今，未尝有惩治“空印”的律条，各级衙门前后相承，不知其为大罪，如今一旦全部诛杀，如何能使受诛者心服？朝廷招求贤士，安置于重要职位，人才难得，而那些位至郡守者。都是数十年所成就的通达廉明之士，非如杂草，可刈而复生也，陛下为何以不足之罪而坏足用之材！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此疏语语中肯，有理有据，实为发自肺腑之言。没想到朱元璋览后大怒，命御史推问幕后指使者，郑士利慨然一人承当。万幸的是，自感必死的郑士利只是与其兄一道充军发配。

诚如郑士利所云，“空印”一案在定性及量刑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法律是国家赖以维护的纲纪所在，量刑定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空印”之事并非完善无缺，但作为体谅下情、提高办事效率之举，为行政部门之惯例，相沿已久，无足厚非。明朝在法例规范之中也并未涉及，此种做法本身并没有触犯律条。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这一做法可为下吏贪赃枉法开启方便之门，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定罪必须有相应的犯罪事实，不能以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作为定罪的依据。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威的意味。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

如果说对“空印案”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郭桓贪污案”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试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举部伏诛”。

可以想象，“郭桓案”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数万人”，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郭桓案”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订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订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订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后脊悬吊；有“称竿”，即把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惟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解缙慷慨陈词道：

窃臣曾听到过“令数改疑，刑太繁玩”的古训。我朝开国至今，将近二十载，没有几时不变之法，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

接着，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近年以来，朝廷纲纪不肃，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御史纠弹，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则必故意争执。以为如此，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御史弹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这些官吏百般阻挠，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欢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只须多拘囚犯即可：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必得从严惩处”的结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任喜怒为生杀，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毫无忠奸之辨。

洪武以后，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距离京师万余里外，都悚心震胆，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悖于礼义之事，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注重名实辩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他曾说：“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秉承《周礼》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明史》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一时间，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洁己爱民，吏治焕然大变也！”

从保护天下平民百姓的权益出发，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种种举措，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以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朱元璋出身贫苦，曾深刻体验到官吏贪暴对百姓的生计与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农民战争的亲身经历更使他不能坐视官吏的营私舞弊。他万分担心大明王朝的命运，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为了杀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总的来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属于官僚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调整与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损害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贪官污吏的收敛无疑是百姓的福音，对贪官污吏财产的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困窘，减少了对无辜百姓的摊派。

但是，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行动中，矫枉过正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能否认，朱元璋严刑厉法，大开杀戒，无论对贪官还是清官，震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表面上看起来，各级官吏都努力廉洁自守，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还有心思顾及其他？而且动辄得咎，并无申辩的权利，每日生活于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残喘，哪还有心思忠君爱民追求政绩呢？因此，后世士大夫在脱离当时具体环境之后，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一国之君应倡导各级官吏遵守国家法令，违法者必究，而不能让所有官吏无端受戮，生活于恐怖之中。即使这种恐怖统治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内政治清明平静，但这种清明平静是虚而可悲的，也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往往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别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往往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惨刑，其结果屈打成招，广事株连，“锻炼”成狱。这种真伪不分、忠奸不辨的惩办只能使天下百姓对当朝感到失望，“法度严而民玩”，“法网密而民不从”，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又给了那些阿谀奉迎的官吏以随意诬陷、挟仇报复的可乘之机。

由于广事株连，官员动辄得咎，到朱元璋统治后期出现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说，大批官员被戮，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此，相传刘基等人也婉言上谏“严冬过后，必有阳春”，“诛戮太甚，恐伤和气”，朱元璋本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对于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不过此为力挫奸顽的权宜之计，并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谨守《大明律》与《大诰》，不许使用黥、剌、刖、劓、阉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元璋虽然一再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再用惨刑，然而后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为中悟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惨刑是一种加强*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说，朱元璋的示范作用确实拉开了明朝法制史上滥施惨刑的序幕。如“剥皮实草”的惩治方式就在明朝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首开恶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钵的一位，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为朱棣屠戮的对象。如景清被捕后，傲然挺立，破口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拔其齿，景清且拔且骂，含血直喷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剥其皮，以草填充，悬挂于长安门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闰也因大骂朱棣，朱棣命手下将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后，以草填充，悬挂于武功坊。明末魏忠贤专政之时，是宦官擅权，特务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魏忠贤为压制天下的不满，同样滥施惨刑。“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断舌，所杀不可胜数”。看来，朱元璋不仅没有成功地解决官吏贪污问题，却为后代树立了滥施惨刑的榜样，更为那些图谋帝王之位的奸恶之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秦朝到清朝 中央集权如何一步步加强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灭亡原因：

1、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2、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

3、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4、夏“桀”的个人因素（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亲近佞人）

商王朝（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夏朝之诸侯国部落首领契因被封于商，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所以商朝又称为“殷”。经历17代31王（共510年）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灭亡原因：

1、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如人祭和人殉等；

2、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

3、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大规模地对夷方用兵，国内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发，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4、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导致了大量的奴隶反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姬宜臼从镐京东迁洛邑后，史称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魏、韩、赵、秦）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约为791年。

灭亡原因：

1、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也让危机日重的西周王朝雪上加霜；

2、周厉王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传至周幽王又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3、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渐渐疏远；

4、少数民族犬戎攻打镐京，西周灭亡。

5、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更加沦为傀儡；

6、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增大；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王朝，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而来，它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其始祖伯益曾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赐了嬴姓。伯益的后人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凭着他的本事，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面）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开始建国，占领东周王室在关中的领地。春秋时期秦穆公任用虞国的百里奚为相，辅佐其施德诸侯，树大国威，向西拓展称霸西戎；而秦孝公起用“商鞭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等富国强兵政策，使其为后来一统中国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秦王嬴政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1、统一后，没有给人民休养生息，徭役、兵役、赋税负担沉重；

2、政策律法没有做及时调整，和平治世下刑法依然残酷；

3、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一群亡命之徒，也能攻下大泽乡；

4、原六国贵族后裔复辟势力过于强大，秦二世个人能力素质有限；

5、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时，而统治者仍忙于宫廷斗争；最终导致秦朝内部统治四分五裂，完全丧失平叛的主动权。

汉王朝（前202—公元220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和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又因皇帝姓刘而称“刘汉”。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成为世界第一大帝国，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霍去病越千里大漠大败匈奴，封狼居胥而还，最远达到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匈奴帝国战败而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降服中亚大国大宛，西域臣服，开拓了“北绝大漠、西逾葱岭、东越朝鲜、南至大海”的广袤国土，昭宣时期再次复兴。公元九年，王莽篡夺，西汉结束。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汉朝时期，许多人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其疆域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东至临屯郡，西至葱岭。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且文化的统一。两汉王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灭亡原因：

1、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无休止的争斗乱政；

2、娃娃皇帝太多（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依靠外戚掌权）；

3、土地兼并严重（私有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4、地主豪势力强大，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5、黄巾起义导致地方武装兴起，中央失去控制。

魏晋朝（220年—266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延康元年（220年），曹操逝于洛阳后，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篡夺汉室，在许昌称帝，迁都洛阳，建魏。至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灭亡原因：

1、新魏主更换太快，后期太小，难以驾驭士族权臣；

2、宗室权力被过分削弱“煮豆燃豆萁”，外姓将领独大，夺权时曹魏皇室没有外援；

3、司马懿太长寿，强大的司马氏家族兴起无人制衡。

晋朝（265—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它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之一。265年司马炎自立为皇帝，国号晋（265年—316年），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东吴，完成统一。此后是绵延16年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愍帝迁都长安,使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建立了十六个国家，3年后匈奴族首领刘渊攻克长安，俘晋愍帝，316年西晋灭，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317年－420年），东晋曾多次北伐。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两晋总历时一百五十六年。420年，刘裕建立宋，东晋灭亡。

灭亡原因：

1、统治集团腐朽，政治制度落后，权力分散；

2、白痴晋惠帝无力控制全局，导致宫廷实权派内斗，以及八王之乱，耗竭了国力；

3、没有正确处理好，导致小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五胡指匈奴、鲜卑、羯胡、氐、羌；十六国指前赵 ( 匈奴)、后赵 ( 羯)、前凉 ( 汉)、后凉 ( 氐)、南凉 ( 鲜卑)、北凉 ( 匈奴)、西凉 ( 汉)、前秦 ( 氐)、后秦 ( 羌)、西秦 ( 鲜卑)、前燕 ( 鲜卑)、后燕 ( 鲜卑)、南燕 ( 鲜卑)、北燕 ( 高句丽、汉)、胡夏 ( 匈奴铁弗)、成汉 ( 氐)，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包含刘宋、南齐、萧梁、陈，四个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历4代8帝，共60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萧梁（502－557年）历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陈承衰梁之弊，是版图狭窄、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的王朝，加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手；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与我国南朝同时代并存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鲜卑族建立，北齐则由胡化汉人所建。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中亚、西亚（埃兰沙赫尔），南到东南亚与印度。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南朝）

1、门阀势力各自为政，门阀与皇权摩擦争斗不断；

2、受外来势力经常侵扰，经济受创，不是很牢固；

3、部分皇帝昏庸残暴，荒*奢侈，激起地方将领叛乱；

（北朝）

1、六镇（北魏贵族将领）之乱，引起了各族人民激烈的斗争；

2、土地兼并严重引发社会矛盾，动摇国家（东魏、北齐）根基；

3、权臣势力过大，皇帝年幼（西魏、北周）难以驾驭。

隋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之中，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朝代，隋朝更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史学家常把它和唐朝合称隋唐。隋朝源自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于北周静帝建立隋朝，至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隋朝灭亡为止，国祚38年。581年北周静帝禅让给杨坚，北周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出完整的科举制度，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能力。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机制，深刻影响到唐朝与后世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清差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为了巩固隋朝发展，隋文帝与隋炀帝兴建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建立京师大兴城（今西安）和东都（洛阳）。外交方面，隋朝的盛世也使得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内属的厥等都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

灭亡原因：

1、大一统表面下的各种割据势力暗流涌动，统治基础很不稳固；

2、门阀对科举制度不满，与敌恶势力勾结，对抗皇权；

3、隋炀帝个人因素：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滥用民力；但是，像搞科举、建东都、修驰道、凿运河、征高丽，都是苦在当代，功在千秋的。

唐王朝（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618年由李渊建立，定都长安（今西安）。并且设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等等陪都。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以周代唐，史称武周，705年神龙革命后恢复国号。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雄厚，军事强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开创了全盛的“盛世”。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趋衰败。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从此中国进入了进入五代十国（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十国指的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时期。唐朝共历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唐朝声誉远及海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各个民族与宗教，进行交流融合，成为了开放的国际文化。唐诗、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灭亡原因：

1、边患不断（如安史之乱、安南叛乱、外有吐蕃入侵等），藩镇割据；

2、宦官专权（如李辅国等），党争内耗（如牛李党争）；

3、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经济发展，引起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

五代十国（907年―9年）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藩镇国家即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这五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中国本土，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五代为宗主国，其中十个国龄较长、国力较强的统称为十国。本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不止，统治者多重武轻文。中国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国南侵的机会，辽国得以建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其间河西和交趾地区逐渐离心，交趾（越南）最终脱离中国独立。五代共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朝代。公元907年汴州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太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梁，后唐建国。后唐之后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强盛，但发生内乱后，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后晋建立。不久契晋关系恶化，契丹军南下灭后晋，建立辽朝。同时刘知远在太原建立后汉，收复中原。郭威篡后汉建后周，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使后周隐隐有一统天下的希望，但柴荣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不幸病亡。后周随后被赵匡胤所篡，五代结束。在五代更迭中，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十个割据，合称十国。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相继消扫荡群雄，公元9年，赵光义灭北汉，实现统一。

灭亡原因：

1、藩镇势力依然强大，新生也无法控制，以致内乱战争不断；

2、不少君主昏庸*乱、残暴蛮横，军务松弛，贪官暴吏欺压百姓；

3、权臣勾结外族作乱，以及外族反扑中原掳掠杀伐；

4、太多，赋敛苛重，战事频繁，社会秩序、经济基础破坏严重。

宋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分北宋和南宋。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了盛世，北宋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1127年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南京（今商丘）仓促登基，继承皇位，后南迁定都在临安府（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攻占临安，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厓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有学者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最繁荣的时代，宋朝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60%，为各朝代第一，期间出现了宋明理学，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人口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人不在少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1、以文制武的方针，造成了军队内相互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

2、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使汉族江山的天然屏障失去，无法抵御外族骑兵；

3、联金抗辽、联蒙抗金决策失误，只看到了辽（金）的强大，没看到金（蒙）的危胁；

4、统治阶层对军事的无知、无能、不作为，导致了开封防御战的失利；

5、皇帝昏庸，朝败，政治内斗严重，以及军费开支较大，百姓负担过重。

元王朝（1271-1368)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西藏和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元朝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造成了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其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导致农民起义，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元退居漠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灭亡原因：

1、贵族生活糜烂，吏治腐败，信用破产，土地兼并严重；

2、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以及对人民压迫欺凌严重；

3、财政赤字高居不下，赋税过重，外加自然灾害严重；

4、管理者不注重学习，只会用武力打江山。

明王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南宋灭亡五十年后，元朝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参加了当时的濠州大帅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分支，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独霸一方，史称西吴。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明初定都于应天府，1421年迁都至顺天府，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明前期，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国力发展迅速，到明成祖时期，国力强盛，万邦来朝，史称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国力达到全盛，疆域辽阔。中后期由于与政治腐败导致国力下降。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毅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随后，满清入主中原，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郑结束。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繁盛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灭亡原因：

1、文官集团膨胀，权力过大，以及后期阉党专政危害统治；

2、外敌袭扰不断，添兵设饷，军费较大，造成财政经济危机；

3、资本主义萌芽，不注重工商业发展，大大限制商品货币的流通；

4、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流民数量大增，农民起义不断影响稳定；

5、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自毁长城，帮助满清捡现成江山。

清王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基本统一全国。清朝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1840年战争后进入近代，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清朝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二帝。

灭亡原因：

1、政治的黑暗腐朽，以及统治者本身腐化（慈喜）、无能（皇帝）；

2、闭关锁国政策下，导致思想、制度、科技落后；

3、清弱软无能，面对列强的入侵，只知一味的委曲求全、割地赔款；

4、军队的失控（陆军新军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及其职能的倒转（军队的职能只能对外而不是对内）；

5、财政赤字下，“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

6、清末铁路的“国进民退”，进一步激起了民怨。

《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

8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高明，为普及历史知识而著《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并为之详加注释。《四字歌》以四字为一句，共120句，480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让你轻松记住自夏朝建立至清朝灭亡，中国四千多年间数十个王朝兴亡更替的缘由和人物。

中华民族，历史悠长。三皇五帝，传位禅让。

夏建王朝，始立家邦。汤伐夏桀，灭夏建商。

武王伐纣，西周胜强。幽王贪色，身死国丧。

平王迁都，东周洛阳。春秋五霸，齐桓宋襄。

晋文秦穆，还有楚庄。战国七雄，彼此逞强。

秦楚齐燕，韩赵与梁。赢政统一，自称始皇。

反秦暴政，陈胜吴广。楚汉相争，胜者刘邦。

刘建西汉，长安称帝。王莽篡汉，改朝更制。

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刘秀兴兵，反莽杀敌。

重建东汉，洛阳登基。黄巾军起，分崩离析。

魏蜀与吴，三国鼎立。司马代魏，西晋是立。

五胡乱晋，掳走怀帝。睿都金陵，东晋续继。

齐宋梁陈，南方更替。北十六国，五胡分治。

继有北魏，北周北齐。南朝北朝，隔江对峙。

北周杨坚，取代周帝。自立隋朝，南北统一。

灭隋建唐，高祖李渊。一代女皇，武氏则天。

安史之乱，黄巢造反。朱温灭唐，建梁都汴。

五代十国，分裂重现。南北十国，各自苟延。

中原五代，梁唐晋汉。迨至后周，匡胤夺权。

赵建北宋，仍都于汴。稳定北方，统一江南。

西夏辽金，觊觎中原。金袭汴京，靖康国难。

高宗南渡，南宋临安。蒙古崛起，成吉思汗。

忽必烈时，灭宋建元。一统南北，大都在燕。

洪武灭元，建明应天。成祖永乐，移都顺天。

阉党乱政，自成造反。明帝崇祯，自缢煤山。

闯王进京，四十二天。三桂请兵，清帝入关。

康熙宏略，皇舆拓展。战争，列强侵犯。

太平天国，昙花一现。戊戌变法，维新百天。

辛亥革命，领袖中山。缔造共和，宣统交权。

王朝统治，从此绝断。自夏至清，年计四千。

斯巴达和希腊联军和波斯的战争最后谁赢了？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控制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呱呱坠地。此后两千年间，各王朝以此为基本制度，并对其不断完善，不断进化。

从秦汉迄至明清，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过程，最好的观察角度，莫过于从各王朝行政区划演化，尤其是州郡长官的权力大小的变化来看。因为说白了，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不过就是地方的各种权力，被收归中央的过程。

01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实行的是郡县二级制。郡的长官秦时叫郡守，汉景帝时期改称太守。按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观点，这一时期的郡守，对于郡境吏民，有向中央察举的特权；对于地方财政，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对于地方军队，有相当的支配权；对于刑狱，有近乎绝对的决断权；对于属吏，除了县令或县长外，有绝对的自行任命权。

总而言之，秦汉时代的郡守，于一郡之民、刑、财、军诸权，无不综揽，权势威震一方，“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郡守如此大的权势，对中央集权显然是一个威胁，所以汉武帝在郡级行政区之上，设立了14个部门，作为监察区。除首都所在之部外，其他13部，每部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长官的行为，管理行政事务。

然而到了东汉，刺史的职权逐渐扩大，最终在东汉末年，成为凌驾于郡县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刺史的驻地——州也随之成为郡县之上的新一级行政区划。

02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已成为正式制度。郡的长官太守依然拥有广泛而重要的行力，且由于这个时期战争频繁，太守通常加军号，一般是加将军号，若处军事重地则加都督。因此仅从形式上而言，军事权力是得到了扩张。

但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守，较之秦汉郡守，其地位和职权是大为不如的。毕竟秦汉郡守直属于朝廷，而在行政区划下，郡的上司则是州的长官刺史。

更为重要的是，南北朝喜欢拿刺史、太守的职位作为奖赏，赏给在战争中立功的人。为了制造更多的官位，只得把州、郡的地盘分割得越来越小，以致“一郡分为四五”。到南北朝后期，一个郡平均只辖两三个县，甚至出现了两郡同管一县的怪事。而西汉末年，平均每个郡管理的县，则是15个左右。仅此一点，谁的地位权力大，可谓一目了然。

03

隋唐时期

南北朝州郡数目的恶性膨胀，一些地方官甚至闹不明白，自己该管辖的的地域范围，这种极端混乱的状况，必须到了整治的时候。隋文帝坐上皇位以后，来了个釜底抽薪，“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州（郡）、县两级制。而对于刺史的权力，隋文帝也动了两大刀。一刀是砍掉其自行任命属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吏部；另一刀则是砍去刺史的兵权。

唐朝沿袭隋制，刺史的权力与隋朝相当。然而唐中后期，随着节度使、观察使兴起，侵夺州县的行，最终演变为州之上的新一级行政区划，虽然朝廷不愿承认，但事实上已经成为道、州、县体制。唐朝这一地方区划演变，约略而言，相当于将汉晋南北朝七八百年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化，重新来了一遍。

藩镇的官署，是设置于某个所属州的，这个州便被称为治所州。藩镇治所州的刺史，由藩镇兼任，所以其地位、职权自然大为提升。藩镇属下的其他州，俗称支州、支郡。这些知州刺史的地位，却是不如唐前期刺史。唐朝廷为了对付藩镇，一直在试图加强支郡刺史的地位，甚至是给予兵权。这自然遭到了藩镇的抵制，唐中央又没有一支能够慑服藩镇的军事力量，因此最后以失败告终。

04

有宋一代

宋初唐五代余绪，实行藩镇、州、县制，但从宋太祖建国的第二年（961）起，就开始全面削夺藩镇的权力，后来藩镇直接被取消。取消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设置新的行政区划，州便成为中央直辖单位。不过很快，州之上就又设了“路”，作为新一级的行政区划。

宋代州的长官，由中央委派京官担任，其差遣名是“权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至于“府”，则是有特殊地位的州，比如首都、陪都或者皇帝驻咤过的州，都称为府，其长官为“知府”。为了限制知州的权力，又设置通判作其副手，监督并与其一同处理州事。州的公事必须由通判与知州同签，才能施行。通判虽然在形式上是知州的副手，但权力却不在其下，与知州发生冲突时，动不动便说：“我是监郡，朝廷使我来监汝。”在地方财政上，除了保证开支用度外，其余钱谷悉送中央。

在州之上的“路”一级行政区划，宋代分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将一路的军民财刑诸权，分散于此各平行职能机构，使其互相牵制。由于这些部门都有监察的职能，所以通称为监司。总之，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极其复杂，但核心思想就一点——分散并全面没收地方权力。《国朝诸臣奏议》：

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使）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罚金以上，皆出于天子

因此，宋代的知州、知府，虽然在形式上类似于唐代的刺史，但其地位与职权，则完全不能与唐代的刺史相匹敌。

05

元明清时期

元代的地方区划，极为复杂繁琐，最多的有五级之多，即省—路—府—州—县，最简单的却只有两级，如省领路或者省领府。而州一级长官的权力，在元人吴渊颖看来，甚至连宋朝都不如，与隋唐就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建立以后，将行政区划分为或四级：布政使司（俗称省）—府—州—县，布政使司—直隶州—县。同时还学习宋朝的办法，将布政使司这一级的地方权力，分散到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这三司分别掌管民政和财政、兵权、刑法和监察。清朝沿袭明朝之制，但将省级中的都指挥使裁去。

仅看这个行政架构，便知道明清知府或直隶知州的权力，跟宋代是差不多的。顾炎武说，“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但只是在行政层级上而言，所以他也不能不感叹，“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

06

一点看法

秦朝推行都县制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收上来，不让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积蓄出威胁中央的能量。从秦汉到明清，行政制度虽然一变再变，但万变不离郡县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而两千年之间，州郡长官的权力l和地位的不断衰落，所表现的就是一副中央日强、地方益弱的演进图。

宋朝以降，中央对地方极尽防范之能事，于统治者而言，内忧似乎被从制度上消灭了，可以高枕无忧。但每一个王朝，都会累积着僵化、腐化等因素，最终逃不过被更 健康 的新力量颠覆的命运。中央过于集权，内部虽难以形成此一力量，外部力量却更容易入侵。宋先亡于金，再亡于元；明亡于清，清几乎亡于东西方列强，皆如是。

中国历代的兴衰、灭亡原因

斯巴达和希腊联军和波斯的战争以希腊城邦国家获胜，波斯战败而告结束。

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结果是希腊城邦国家和制度得以幸存下来，而波斯帝国却从此一蹶不振。

这次战争对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远大过于战争本身。

波希战争三次入侵如下：

第一次入侵：

波斯帝国早有西侵野心，于是借口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曾援助米利都，因此决定出兵希腊。他首先运用外交攻势，离间希腊诸城邦的关系。

然后公元前492年夏，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派马多牛斯出动陆、海军共2万5千人，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沿色雷斯海岸向希腊推进，但其舰船在阿托斯海角遭飓风大部覆灭，陆上也受到色雷斯人的袭击，被迫撤退。

第二次入侵：

公元前480年春，接任的波斯王泽克西斯一世（即薛西斯一世）亲率陆军25万及战舰1000艘再度进兵希腊。

雅典面对波斯大军再度压境，全城立即进入备战状态，以地米斯托克利为主帅，阿里斯德岱斯为副将迎战。这次波斯号称百万大军压境，使得全希腊各城邦均有着生死存亡已系于一线的感觉，因此结盟起来，共抗波斯，即使是斯巴达城邦亦参与了对抗波斯的行动。

第三次入侵：

前479年8月，波斯王派大将统率5万大军再度进攻希腊，这次特米斯托克利斯再次使用空城计，移师海面。

而斯巴达则统率伯罗奔尼撒半岛联军共三万与波斯陆军于普拉提亚附近举行决定性会战（普拉提亚战役），并击毙了波斯大将，结果波斯军大败，只得再次撤回东方。波斯人的第三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扩展资料：

战争结束：

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希腊海军反攻波斯，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北岸的重镇塞斯托斯，从而控制了通向黑海的要道。同年（一说前477年），雅典联合一批希腊城邦组成海上同盟，夺取色雷斯沿岸地区、爱琴海上许多岛屿和战略要地拜占庭。

公元前449年，希腊海军在塞浦路斯岛东岸的萨拉米斯城附近重创波斯军，至此双方同意媾和。雅典派全权代表卡里阿斯赴波斯首都苏萨谈判并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

和约规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出口）的控制，承认小亚细亚西岸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地位。希波战争宣告结束。

希波战争的影响：

希波战争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影响远远超出波斯、希腊的范围。它大大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发展，促进科学、艺术的进步。打破东西方几乎完全隔绝的局面，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这是希波战争最重要的影响。

希腊在希波战争里取胜，使得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

而且希腊战胜亦确保了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及安全，使得希腊继续称霸东地中海数百年。

波斯在这场战争里战败，使其对外扩张的气焰受挫，并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灭。

百度百科-波希战争

夏灭亡原因：

1、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2、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

3、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4、夏“桀”的个人因素（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亲近佞人。）

商灭亡原因：

1、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如人祭和人殉等；

2、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

3、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大规模地对夷方用兵，国内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发，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4、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导致了大量的奴隶反水。

周灭亡原因：

1、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也让危机日重的西周王朝雪上加霜；

2、周厉王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传至周幽王又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3、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渐渐疏远；

4、少数民族犬戎攻打镐京，西周灭亡。

5、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更加沦为傀儡；

6、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增大；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秦——统治残暴，相权过大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来看，秦朝的统治是相当残暴的，受商鞅变法的影响，统一后的秦朝依然是严刑峻法，稍有不慎便上酷刑，诛连九族，并且劳民伤财，修筑阿房宫，使当时的百姓在繁重的徭役下难免产生反抗的情绪，最终在一次次的斗争中灭亡。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丞相权力过大，虽说是三公九卿制，但权利依然侧重于丞相，人们都说是奸臣赵高灭亡了秦国，在自己当了丞相后更加大权在握，变本加厉，滥杀大臣，导致众叛亲离，使秦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汉——郡国并行，重用外戚

汉朝自统一后，汉朝也曾仿效秦朝实行郡县制，但之后为了凸显尊严，巩固统治而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实质上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的结合，大肆分封诸侯，重用外戚。

但其结果非但没有巩固中央集权，反而爆发了七国之乱，地方诸侯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在与诸侯的较量中，由于连年的征战，耗损了国力，导致汉王朝走向灭亡。

唐——藩镇林立，危及中央

唐朝的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藩镇，唐朝统一后在全国设藩，将臣子封为节度使，去管辖各个地区，最终导致地方权力严重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从此之后，唐王朝在一次次的中（如：黄巢起义、王仙芝起义）风雨飘摇，最终灭亡。

元——民族歧视，统治黑暗

早在元朝建立之前，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便率蒙古铁骑屠戮中原，每攻克一城便要汉族百姓，在成吉思汗后，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更加不平等，汉族人们远远比不上一头牲畜，把汉人当作奴隶。

直至忽必烈时期，元朝建立，忽必烈改制，要求实行汉制，情况才得以缓解，但汉人的地位依然低下。忽必烈后，元朝统治黑暗，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人民起义，推翻了元朝

明——财政危机，用人不当

在宋朝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后，另一个矛盾也凸显出来，那就是皇权与相权，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因胡惟庸党案而诛杀胡惟庸，废除了存在1600多年的丞相制。

然而，明朝灭亡的还一个原因是用人不当，先是一个严嵩，后是一个魏忠贤，这两个人都在不同时期把持朝政，为非作歹，滥杀大臣，扰乱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而真正能使明王朝富强的“张居正改革”却在张居正死后全部废除，可见明朝中后期用人方面是多么的不当。

清——闭关锁国，统治腐朽

清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谓达到了顶峰，为了提高效率，设立了军机处。可就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下，也没能摆脱被灭亡。

清朝的灭亡就在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沉醉于天朝的美梦中，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实力却不断壮大，经过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终于在1840年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

在与西方国家的战斗中，清连连败退，签订条约，割地赔款，由于国库空虚，清不得不加大农民赋税，导致失去民心，最终亡于辛亥革命。俗话说，得民心者的天下，统治者的政治制度，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的太平与。